尽管从整体上来说，绿色发展理念下的法制目标是使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相协调，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美好的双赢局面。
契约精神一旦形成，就势如破竹地四处扩张。所谓刑事司法赔偿，是指国家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履行侦查、检察、审判、执行等职能中因侵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而给予的赔偿，是国家对于司法权力的违法行使所造成的不良社会后果的一种补救。
[17] 4.刑事司法赔偿制度。各自利益和预期利益实现的过程，也是当事人根据对方利益的需求对自身利益进行衡量和让渡过程。根据社会契约论，国家产生于社会契约，国家的根本任务和目的应当是保障每个缔约者的人身和财富。以刑事和解制度为代表的刑事诉讼的契约化发展趋势回应了刑事诉讼的利益相关者、特别是被害人的利益诉求。这是契约精神在公法领域进一步扩张。
只要我们解放思想，求真务实，善于对诉讼契约化因势利导，就一定能够站在司法文明的制高点，使中华司法跻身于世界司法文明之林。正如张文显教授所指出的：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契约形式的普遍化，契约的思想和逻辑渗透到社会生活和社会意识的各个领域。（尚未经历法经济学的启蒙？）实际上，他发现，根据1990年《人体轻伤鉴定标准（试行）》第三十八条，阴囊血肿应当被鉴定为轻伤，只不过《秋菊打官司》的导演／编剧或剧中的行政和司法官员不知道或者没有援引本条。
毋庸置疑，这是苏力对中国法学研究的独特贡献。进言之，现代法治之于秋菊，如果仅仅是外部性的织女星文明，那么秋菊的困惑很可能会持续下去，并演变成某种法盲对法治的抗争。因为20世纪90年代初种辣子能让秋菊一家奔小康，但家庭土地和小农生产的局限让秋菊们不大可能通过种植经济作物实现真正的富裕。最后，作为一个外来媳妇，秋菊在走出乡村之时也在打破乡村的既有规则。
因为，待到那一天，每一个劳动者即解放了的秋菊。生育可谓乡土社会的自然权利，它无法也不应被强调保护肋骨（劳动力主体）的现代法律权利体系所替代。
28 不断开拓中国法学理论的研究领域和论题（法律与文学只是其中一小块），苏力本人的身体力行，毫无疑问是年轻一代的法学家的榜样。然而，在冯象看来，中国城市，包括大学，却越来越像被污染的新农村。因此，在文末，斯通提醒准备作出评判的西方电影评论家：文化（隔阂）对于电影阐释至关重要。本文从包括英文、日文和韩文等外文的140多篇秋菊研究论文中，按照发表时间和学术创见，选择17篇有代表性的进行评介，②进而深入讨论中国法律与文学研究的发展状况和理论意义。
晚近的秋菊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早期解读中的二元对立理论范式，将秋菊的困惑置于三种不同的法治传统的纠葛，以及国内法制与国际秩序的互动关系之中，使之从一个地方性问题提升到大国宪制和法律多元主义等普遍性层次。在符合法律规定的基础上，李公安在两次纠纷解决中既尊重乡村的礼治秩序，又运用下乡调解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等政法方法，提出了兼顾情理法的调解方案。斯通教授发表于1993年《波士顿评论》8／9月号的影评，是《秋菊打官司》在美国公映后的众多评论中充满洞见和自省一篇。在这个意义上，对走出乡村（规则）的秋菊们进一步送法（法律知识）下乡——比如宣传民事诉讼制度和普及相关知识——才是解决其困惑的关键。
而法治秩序本身也驱逐了李公安的伦理责任，后者曾经是基层政权中的常态。李公安的调解方案，虽然有偏向村长之嫌，但是，从村长救助秋菊母子的实例可见，村长的面子，是政府、官员和百姓三者的共同利益所在。
在加入WTO的宏大背景下，作为经过革命与改革塑造的乡土中国的村妇，无数的秋菊们可能会离开村庄，在遥远的沿海城市成为不断扩展的中国制造业的新工人。普遍性，意味着法律规则关怀的是现代化转型中的平等和自由的公民主体，而非带有个人特殊性诉求的秋菊式个案。
秋菊和村长的双重困惑，意喻政治与法律的纠葛，进言之，相比道路通向城市的乐观态度，中国法治改革与政治和行政体制改革，再没有一个现成的答案。实际上，他强调，《秋菊打官司》英文字幕把说法误译成justice，这本身就是一种法治对说-法的误读。然而，《村长的困惑》从秋菊故事的隐喻中寻求不同主体对于当代中国法律和政治的不同想象和可能逻辑，显著推进和拓展了晚近的秋菊研究。关于秋菊的法律与文学研究，已经从困惑走向解惑，从一个批判西方法治的地方性命题，转向探索法治的中国道路等更具普遍意义的法理命题。至此，山杠爷实现了自在自为（in itself and for itself）的法治启蒙，同时也给广大观众普及了法治意识。17《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11条：问：侵权人不执行生效判决，不为对方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的，应如何处理？答：侵权人拒不执行生效判决，不为对方恢复名誉、消除影响的，人民法院可以采取公告、登报等方式，将判决的主要内容和有关情况公布于众，费用由被执行人负担，并可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二条第六项的规定处理。
秋菊的诉求与法律现代化之间存在着明显的错位，这给本片制造了鲜明的反讽意味和喜剧色彩。受到尼采-德勒兹式的永恒复归的启发，在张旭东看来，这每一次重复，都意味着秋菊作为无意识主体为历史和政治所形塑的生活形式寻求其自我肯定，并且展现了讨说法背后的具体生活形式的独一无二性。
虽然如此，榜样不等于偶像，正如一位青年法学家所提倡的，我们可以与苏力一起思考并批评他。王善堂作为村长，和法治秩序一样，希望抛弃自己的伦理责任。
12从标题可见，作者质疑秋菊的困惑命题的正当性。换言之，在民事诉讼中，村长本人将会被传唤出庭，面临法院判决他赔偿和道歉的风险，这才是秋菊所渴望的正义／司法。
基于基层经验，他建构了村长的面子之于基层治理的重要意义，提出并论证了游走在国家正式的制度文本和乡村的本土经验之间的法律实用主义的合理性。如果所有的道路都通向城市，面对以普适话语出现的现代国家法律，代表着传统社会伦理的秋菊的结局必然是悲剧，因为秋菊们的个体命运无法逃脱国家现代化转型的普遍逻辑。然而从秋菊的困惑批评、推进乃至超越其所激发的一般意义的法律问题（借用苏力的习语），乃至法治的中国道路与世界方案的艰难探索，永远在路上。23《秋菊的困惑和山杠爷的悲剧》发表二十年以来，中国城市化、现代化进程大大加速。
因此，秋菊的困惑对电影《秋菊打官司》和《被告山杠爷》的使用当然是素材意义上的。然而，西沟子村村民和观众都知道，村长为了面子坚决不道歉，而秋菊也在坚持讨说法。
桑本谦的论题，可以在美国学者孔杰荣（Jerome A. Cohen）和柯珠恩（Joan Lebold Cohen）的论文《秋菊获得过良好的法律援助吗？》中得到回响。【注释】 ①苏力：《秋菊的困惑和山杠爷的悲剧》，载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对待秋菊的诉求，国家机关表现出两种态度，一种是息事宁人的纠纷解决态度，一种是公事公办的依法裁判态度，这不仅反映了司法和行政的差别，其实更反映了国家机关的基层和高层之间的区别。于是，作为制度的法治现代化，在意识形态层面上必然需要放逐秋菊们的说法，把秋菊们界定为有待通过普法——关于普适权利的法治话语的普及和信仰——才能完成启蒙或改造的法盲。
13在影片不真实的核心叙事之外，两位美国学者从法社会学的视角出发，试图解读出秋菊讨说法（追求正义）的隐藏信息和可能意蕴。村长拒绝道歉，是因为村长的面子不仅代表着村庄的公共权威，而且意味着村长个人和家庭的饭碗。其次，秋菊的说法与外部法律介入的最终效果是类似的，都是对村长面子也就是权威的消解。比如说，在凌斌的论文中，秋菊的困惑代表的是现代法律移植的运作逻辑，而村长的困惑代表的是现代体制改革背后的中国政治的运作逻辑。
实际上，现有民事法规并未规定法院能够以强制人身的方式执行赔礼道歉，法院往往通过公布判决书间接实现赔礼道歉。因此，有必要讨论这三篇论文共同和重要的一些问题。
两个中译本分别是张旭东：《叙事、文化与正当性》，刘晗译，载《天涯》2010年第2期。一 我就是要个说法，怎么把人给抓走了？从《秋菊打官司》的戏剧性结尾入手，苏力建构了秋菊的困惑的基本命题：根据普适权利构建的当代中国正式法律制度无法容纳和回应秋菊的讨说法，反而会损害乡土社会中长期存在的社会互惠关系，造成悲剧性结局。
追问和推演秋菊的生活逻辑，需要解释和重构秋菊的生活世界。在对待普法与法治的态度上，不同于充满困惑的《秋菊打官司》，《被告山杠爷》无疑是一部宣扬法治的普法电影。
